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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拘职业打假人实属权力太任性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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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记者从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获悉，广东博罗县公安局对被其非法刑事拘留34天的打假人作出国家赔偿并赔礼道歉。黄载回、陆元昌、范海等3名打假人多次购买问题食品，向商家索赔，要求价款10倍惩罚性赔偿，去年7月8日被广东博罗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。
黄载回等3名打假人购买问题食品后向商家提出10倍索赔，本是一起简单明了的民事纠纷，却不料被广东博罗县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。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，博罗县公安局最终作出国家赔偿并赔礼道歉，总算为这三名打假人讨回公道与正义。不过，案件的解剖价值远远不能止于这个看似完满的结果，而应对“公权力何以轻易介入民事纠纷”进行深刻反思。
相比普通消费者，职业打假人在打假维权方面更专业更有韧性。对于金额标的额较小的消费维权，普通消费者往往怕得不偿失，一般都会自认倒霉而放弃维权。而对职业打假人而言，获取经济利益则是必选项。从媒体曝光的职业打假人的个案看，他们往往知假买假，有针对性地大批量购买假冒伪劣商品，尔后与涉事超市、商场等进行协商维权。协商维权不成，就有可能进行举报或投诉，大有“不达目标不收兵”的态势。而这种志在必得的自信，主要源于其对商品伪劣的判断能力、检测水平以及诉讼技能。
显然，在索赔过程中，职业打假人与涉事超市、商场仅仅构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。索赔的前提条件是购买到了假冒伪劣商品。索赔数额只要是严格按照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的三倍、新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十倍来索赔，便应给予支持。这与敲诈勒索罪有天壤之别，后者的构成要素是以“非法占有为目的”，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，强行索要公私财物。正如惠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所说，职业打假人利用向媒体曝光、自行与商家和解，向监管部门举报投诉等手段索赔，是消费者应有的合法权利，不宜武断地认定为“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”。
然而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竟然还有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执法犯法，越权干预购假索赔民事纠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95年3·15打假出现至今的20余年间，全国各地发生打假人因购假索赔、以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的同类案件共有16例，其中已经被官方定性为错案的就有10例。究其实质，类似事件无非是公权力任性所致，悖离了依法治国的原则与初衷。
不管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动机如何，从客观上说，他们是查找商品和服务瑕疵的啄木鸟，其按照相关法律向商家主张高额索赔，客观上有利于震慑制假售假的不法商家，改善我们的消费环境，在减轻监管部门压力的同时，减少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成本。既如此，执法部门就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职业打假者，更不应把屁股坐到售假商家一方，将执法为民的公权力沦为作恶资本的爪牙和打手。否则，今后消费者谁还敢轻易主张索赔权？一次错误的执法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广大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，这比不作为的危害还大得多。但愿，此次职业打假人获得国家赔偿事件，能重新树立起广大消费者的打假信心，同时给有关执法机关带来深刻的警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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